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6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地区数据看，当月欧洲制造业PMI为45.4%，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连续11个月在50%以下，创出自2020年6月以来新低。

　　自7月1日起，西班牙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近日介绍了该国任期内的优先事项，将重振欧洲工业、推动欧洲“再工业化”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专家指出，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欧洲制造业下行风险加大。重振制造业，欧洲面临能源成本压力大、美国产业政策冲击、国际产业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能源危机：损害竞争力

　　当地时间7月4日，欧盟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石油方面，2022年第一季度，俄罗斯是欧盟最大供应国，份额为26.0%；到2023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份额仅为3.2%。气态天然气方面，2022年第一季度，俄罗斯是欧盟最大供应商，份额为38.8%；到2023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份额仅为17.4%。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产品实施禁运或限价，引发能源供应紧张、通胀加剧等一连串反噬效应。同时，美国借机向欧洲出口高价天然气，进一步抬高了欧洲的能源成本。一段时间以来，能源危机传导至制造业领域，有关欧洲“去工业化”的讨论日益增多。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认为，持续的能源成本劣势将使欧洲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推动部分中间产品进口替代将造成全球产业链的“去欧洲化”，损害欧洲的竞争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明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制造业对能源依赖程度高，能源短缺、价格上升都会影响相关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力。过去几十年，欧洲人选择了地缘距离近、价格相对便宜、供应较稳定的俄罗斯能源。当欧洲寻求与俄能源“脱钩”时，制造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以德国为例，德国制造业发达且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在本轮能源危机中，德国制造业受损明显，且经济较早出现衰退信号，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也在减弱。

　　标普全球7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德国制造业PMI为40.6，创下3年多来最低值。德国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2022年从德国净外流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1250亿欧元，位列报告关注的46个国家之首，这也是德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出量“有史以来最高值”。有专家表示，该现象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国已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彦红向本报记者指出，2012年，欧盟曾发布“再工业化”战略，提出到2020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0%的目标。然而，受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冲击，欧盟制造业投资和产值均未明显增加，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未提升，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大幅降至不足15%，2021年略有回升，但仍低于2012年的水平。

　　“如果说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欧洲‘再工业化’节奏，那么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则直接令欧洲面临新一轮‘去工业化’威胁。”孙彦红认为，欧洲制造业当前面临许多困难：一是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受冲击严重。至2022年9月底，欧盟范围内的铝、锌、钢铁、化工等高能耗行业产能因停产或外迁已萎缩了近一半。二是一批被誉为“隐形冠军”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破产，削弱了欧洲的整体创新能力。三是当前欧洲通胀率仍在高位，且面临新一轮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欧洲央行连续8次加息，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借贷及生产成本，将迫使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压缩投资。

　　“美国制造”：“一把利刃”

　　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欧洲深陷能源危机以来，美国以相对低的能源价格，吸引不少欧洲企业转移产业或加大投资。

　　2022年10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峰会后指责美国卖给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比美本土市场售价高出3至4倍，称美国从地缘政治争斗中获取超额利润。相关数据还显示，2022年12月，美国得克萨斯原油与俄罗斯乌拉尔原油每桶价差已从2022年2月的2.97美元升至36.7美元。

　　德国《图片报》披露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文件显示，高昂的能源价格给德国中小企业带来沉重负担。1/4受访德国中小企业考虑将生产线迁往国外，能源密集型行业尤其如此。据德国《商报》报道，仅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就吸引了60多家德国企业前往投资扩展业务。

　　美国推出的单边主义产业政策，也令欧洲制造业雪上加霜。孙彦红表示，2023年1月1日生效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包括高额补贴在内的大量措施，以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产业在美国本土发展。该法案推出后，不少欧洲企业将投资计划转向美国，欧洲制造业进一步受损，加剧欧洲“去工业化”压力。

　　法国《快报》近日刊文，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称为法国制造业面临的“一把利刃”，称该法案将吸引许多欧洲大型制造企业到美国投资，“对欧洲十分不利”。

　　有分析认为，目前欧洲正在进行的产业转移，与历史上过剩产业或落后产业出走的情况有所不同。不少向美国转移产能的公司，都是欧洲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些绿色新兴产业也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的强势干预下，出于成本考虑远离了欧洲。正如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所指出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在诸多关键产业领域给欧盟“带来严重威胁”。

　　事实上，美国近几届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国制造”，给欧洲“再工业化”进程带来挑战。奥巴马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提出“买美国货”的口号，曾引起欧洲国家的抵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曾对欧洲汽车、钢铝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大搞贸易壁垒。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推出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进一步加大了对本国制造业的扶持力度。

　　“欧洲重振制造业，一直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和压力。”刘明礼分析，从传统领域看，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极力推动“再工业化”，发展本国工业企业。在欧洲传统产业竞争力相对下滑的背景下，美国扶持本国制造业的政策使欧洲面临冲击。从新兴领域看，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将对欧洲绿色产业形成虹吸效应，吸引更多欧洲企业来美投资；在数字领域，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等相对欧洲企业来说，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对欧洲也构成挑战。

　　内部问题：重要掣肘

　　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欧洲也在发力。例如：欧盟提出《绿色协议工业计划》，以增强欧洲净零工业的竞争力。德国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深化工业4.0战略，推动德国工业全方位升级。法国公布“再工业化”计划，提出一系列扶持绿色产业及欧洲汽车、电池制造业的措施。意大利推出“意大利制造”法案，旨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及完善相关制度。

　　孙彦红指出，当前制造业增加值占欧盟27国GDP的比重接近16%，虽然占比不高，但在欧盟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部门。其二，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欧盟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3/4，直接决定着欧盟进口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能力。第三，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依托，由两者构成的“广义制造业”增加值占欧盟GDP比重长期保持在65%以上，制造业的兴衰直接决定着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前景。

　　“目前来看，欧洲制造业既有优势，又有劣势。”孙彦红表示，优势方面，化学、机动车辆、机械等是欧盟的传统优势产业，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擅长专业化生产与开拓细分市场，具有渐进式改进已有工业技术、并将之与传统手工工艺及文化元素等相结合的突出能力。劣势方面，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5月发布的新产业战略中明确表示，欧盟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锂电池等重要领域已逐步丧失领先地位，在电动汽车领域发展较为滞后，而欧洲市场正在成为其他经济体激烈竞争的目标。

　　“重振制造业，欧洲面临一些内部挑战。”刘明礼认为，一是成本问题。除了能源成本，欧洲劳动力成本也较高，且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年轻劳动力相对不足，福利体制面临严重压力。中长期来看，该因素将限制欧洲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创新力不足。相对美国而言，欧洲金融市场运行较稳健，但在创新激励方面的政策不够，制造业创新投资及成果都明显落后于美国。“未来，欧盟及欧洲国家应出台更加明确的产业政策，加强对‘再工业化’进程的引领，同时有必要进行福利体制改革，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总体而言，欧盟推进‘再工业化’前景并不乐观。”孙彦红认为，鉴于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劳动力成本高、能源成本高问题，去年以来一路攀升的利率也提高了企业借贷成本，未来要促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回流难度很大。此外，人口老龄化、高技能劳动力缺乏也是重要掣肘因素。未来，欧洲要继续推进“再工业化”，基于现有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与工业比重不太现实，应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加强对已有产业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这需要欧盟在研发创新上投入更多资金，尤其是加强公共部门研发投入对企业部门的引导和激励作用，特别是要激励企业在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的技术创新上实现更多突破。